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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新闻

精神的传承

时间:2026-03-16      作者:      点击:

《闻雁集》五十三:蔡莉

承蒙张希校长邀约,为《闻雁集》撰稿,喜悦之外,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与感念。相册里的两张老照片 —— 一张是沈景明老师与弟子的合影,一张是博士答辩时前辈们满含欣慰的笑容。凝视间,三十余载科研与育人的岁月点滴,缓缓涌入心头。我在吉林大学(原吉林工业大学)求学、成长、深耕,从一名学子逐步成长为学者。支撑我一路笃定前行的,是母校春风化雨的滋养,是前辈们毫无保留的教诲,是合作伙伴肝胆相照的帮助,更是那颗求学之初就埋下、从未动摇的“服务国家需求”的初心。这份“科研报国、笃行育人”的精神,既是我求学时的灯塔,也是我执教后想要传递的薪火,而我的成长之路,正是这场精神传承的生动注脚。

1983年,改革之风吹遍大江南北,国家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大批技术引进项目急需专业的技术经济分析人才。彼时,我刚从吉林工学院本科毕业,报考技术经济学科研究生便成为我毅然决然的选择。——而这一选择,更让我有幸叩开了吉林工业大学沈景明教授的师门,从此开启了长达数年的硕士、博士求学之路。沈景明教授是我国机械工业技术经济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率先构建的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用远见与实干为这门年轻的学科撑起了一片天。70年代末,面对技术经济学科教材建设之亟需,他主动担任主编,与清华大学傅家骥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石永清教授、华中工学院蔡希贤教授、武汉工学院万君康教授等人合作完成《机械工业技术经济学》,这是该领域最早的权威教材之一,被多所高校采用,深受师生认可。更让我敬佩的是,他未止步于教材编写,深知“师资是学科之根”,多次奔波于各地举办师资研讨班,只为给全国高校培养为技术经济学授课的骨干教师,把学科建设的重任稳稳扛在了肩上。

沈老师开放合作的胸襟和务实勤勉的精神就像春雨润物,悄悄融入了我的骨子里。他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更是深深刻进我的求学记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审阅经过他多次认真修改,大到论文结构,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处语序不当,他都逐一修正,密密麻麻的批注里,表达了对真学问、真科研的坚定与执着。每次跟他开会讨论问题,他总反复叮嘱:“不能光在书本里打转,纸上谈兵做不出真学问,得去实地调研,把研究的问题和现实需求绑在一起。”在读硕士期间,导师就带领我们三位学生到上海电机厂做历时半年的有关新产品开发的调研。那是一家老厂,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所有信息都藏在积满灰尘的老账本里——那些账本摞起来比我还高,堆在仓库角落。我们就抱着一沓沓账本到工作台,一本一本地翻阅,将历年的数据逐一查找出来再构建模型进行分析,以发现新产品开发的决策规律。“真正和现实问题结合,为国家、为企业服务”,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此后数十年的科研与育人之路。

1  1986年6月沈景明老师、郑大本老师与弟子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门前合影(左起:宫毓刚、李信宏、张向先、沈景明、郑大本、杨春旭、赵宏哲、蔡莉)

后来我有了自己指导的学生,也总带着他们扎进企业一线,复刻当年沈老师教给我的治学根本——这是老师给我留下最宝贵的东西,对科研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我的学生在工作多年后才和我表露道:“蔡老师,当年您对我们真是太严格啊,无论哪一件事情、哪一篇文章您都抠到了最根上、最细节的地方,有时候非常苦恼,也抱怨,受了批评还偷偷哭。那个时候是学生,都不敢向您表达。但是现在也做了老师,才感觉到工作能做得扎实都得益于您的严格要求和学术训练”。我听了也笑,也反思,但是我想育人工作就是这样,虽然学生可能当时还意识不到,但只要是真正能让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就应该坚持。

硕士毕业后我选择继续读博。当时全国仅3所高校首批获得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吉林工业大学便是其中之一,而我有幸成为该学科首批博士生,更有幸成为沈景明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沈老师给我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侧重于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的经济分析,这是我们学科自上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关注的课题,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另一个是做高技术发展规律研究,我对这个领域很陌生。面对两个题目,我纠结多日。工程建设项目经济分析有相对成熟的研究基础,可能研究起来更顺利;但高技术发展规律研究是全新领域,没人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彼时我国“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刚刚出台,高技术发展具有独特的制度环境和资源约束,急需相关理论支撑,这是国家的重大需求。想到沈老师“为国家服务”的教导,我意识到“不能怕困难,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应该研究什么”,最终选择将“高技术发展过程中和谐与突进规律的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开展研究,而当年这一选择,成了我往后一辈子教书、做研究的根,奠定了我整个学术生涯的方向。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高技术发展的前沿和实践问题,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跟随该中心的研究员参与相关项目研究。我有幸于1987-1988年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研”,曾几次到中南海与各位老师一起开研讨会,从中开拓视野,也学到很多知识。参与访谈调研了北京中关村30余家企业,还沿产业链上下游到宁波等地对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我们提出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对策建议被中央采纳,决定在中关村成立我国第一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后来又参加国家科委课题“高技术发展评价”,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高技术产业调查”课题,主持完成的国家软科学课题子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指标研究”,首次建立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高技术产业开发评价指标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在我国高技术成果商业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国家科委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并被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应用于全国主要高技术开发区评价工作中。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配合国家“火炬”计划的出台,推出了系列节目——《人类走向高技术》,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收集编入《中国的选择》一书,并利用媒体广泛宣传普及相关知识。这些科研经历让我真真实实看到了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转化和落地,也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博士生能为国家做贡献的快乐和自豪。

在北京的日子,忙是真忙,苦也是真苦。我当时还是一名博士生,由于经费紧张在北京的住宿经常都安排在地下室,墙壁潮得已长出霉斑,晚上尽是南来北往住客的嘈杂声,为了看书方便我通常要到附近的大学上晚自习。为了解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我经常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特别是国外期刊资料,经费只够复印关键章节,剩下的内容我趴在阅览桌上逐字抄写。中午就着白水啃两块面包,啃完继续抄,直到闭馆才离开。每次从北京回长春,我的行李里装得最多的是购买的图书和复印资料,遇上地铁没有自动扶梯就要抬着走很长的路,在火车站下台阶时,我就一个人拽着灌铅般的行李一阶一阶地挪。尽管生活学习条件艰苦、工作紧张,但知道自己是为了国家需求而工作,我心里就满是劲儿,再苦再累也觉得值。

正在我积极投身到高技术发展研究之时,却得到我的导师沈景明先生在工作岗位不幸突发疾病逝世的噩耗,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无比怀念我敬爱的导师。由于我是沈老师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全国技术经济学科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去世,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不知道下一步攻读博士学位之路该如何走,我抱着未完稿的博士论文坐了一夜又一夜。就在我处于无助的徘徊之时,得到多位老师伸出的援助之手,给我雪中送炭的知识和力量。吉林工业大学的郑大本老师、赵英才老师接续对我博士论文给予指导。记得郑大本老师身患重病面色苍白,在医院门口还对我将要完稿的博士论文悉心指导。赵英才老师经常用他乐观积极的生活经历教育我要坚持下去。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技术经济与创新管理学科奠基人清华大学傅家骥老师(清华大学也是首批获得技术经济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对我的指导和帮助。第一次贸然拜访傅老师时,我又慌又怯,在他楼下转了三四圈却不敢上楼。我只是吉林工大的一个普通学生,怎么好意思叨扰工作这么繁忙的权威专家?要是被拒绝了,我的论文怎么办?能不能顺利毕业?可当我鼓起勇气敲开房门,傅老师的亲切和热情一下子化解了我的所有忐忑。他把我当成自己的 “亲学生”,一次次耐心指导我的论文,他用一生所诠释的“做真学问、下真功夫、做真诚人”的精神一直激励我前行。

我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天超教授,黄梯云教授也是我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当时我的博士论文请了30余位评阅人写出同意答辩的评阅意见。正是在老先生们严慈相济的指导下,我于1990年6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便留校任教。老先生们的肯定与中肯意见建议,让我感受到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包容与扶持,这份鼓励成为了我后续深耕科研的动力源泉。不久,我的专著《高技术经济学》问世,开辟了技术经济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彼时,我深刻意识到当年若不是这些老先生们协作共举,打破校际壁垒、跨越领域边界,凭着远见卓识与赤诚之心,一起为技术经济学科搭起这么大一个科研教学平台,为我们这些后辈开拓这么一片天地,我们又如何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踏踏实实往前走,安安心心做学问?

2  1990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会合影(左起:潘海珍、郑大本、蔡莉、马天超、黄梯云、张德骏、赵英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的市场和制度变革速度很快,资源高度约束。国内既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看高技术产业化及其经济效应,而高技术企业的创业机制研究作为更微观的基础则重视不够。若拿西方现成理论来套,无法在中国应用落地。因此,基于中国情境是我做研究几十年不变的出发点。我主动将研究方向转向高技术企业的内在创业机制。为此,我带领团队成员走访了近百余家企业,动态跟踪企业在不同阶段遇到的创业问题并进行案例梳理,为了系统把握文献资料,我首先对团队成员进行任务分工,再一起开会进行文献分享和整合,我们团队的研讨会规模经常是30-40人,白天时间紧就在晚上开会,而且会议经常历时几个小时,这是团队的常态。

为了发挥不同团队各自的优势,我与中山大学李新春教授团队合作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资源观的新企业创建与早期成长机理研究”。我们经常开展合作调研,基于不同区域的特点研究企业的创业问题。记得有一次李老师的航班因下大雪延误,到达长春机场已经是晚上八点多,我们决定研讨会如期举行。当车子进入校园来到管理学院楼前,路面已被厚厚的大雪所覆盖,看不到一个脚印,可是当李老师一行进入会议室,只见二十多人在灯火通明的会议室边等边热烈地讨论着,没人在意窗外大雪,只专注于研究瓶颈如何攻克。至今已快二十年,但是聊起此事仍恍如昨日。经过长期对创业问题的研究,针对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创业要素市场不完善,创业政策的创新性、稳定性和有效性不足且缺乏创业理论指导的问题,我提出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框架;结合我国新创企业面临的资源匮乏窘境构建了创业资源开发过程模型;整合机会观与资源观重新定义创业概念,揭示与我国转型经济相适应的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创业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及演化机制,构建创业理论模型,为我国创业研究本土理论的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2015年以来,通过对一汽、三一、美的等多家企业调研,我观察到创新创业实践出现了新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在不同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其背后似乎存在相似的底层逻辑。时代为思想之端,而实践则为理论之源,伟大时代呼唤理论,而领先实践孕育理论。带着创新创业的时代之问,我牵头联合南开大学的张玉利教授团队、浙江大学的魏江教授团队、北京大学的路江涌教授团队和中南大学的李大元教授团队拟共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出联合申报时,我心里也有过忐忑——跨校合作难度大,研究周期长,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张玉利、魏江等教授一口答应,说“只要是国家需要,我们就一起拼”,这句话让我瞬间充满底气。在2019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双清论坛上,论坛主席陈晓红院士、王重鸣教授和李新春教授等与创新创业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深入研讨,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聚焦“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个主题。五年来,各位老师无私地分享研究见解,将自己团队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融入整体方案,这份“不计得失、只为求真”的协作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经过五年耕耘,目前项目已至收官之时。我们不仅理论拓新,独创创新驱动创业的理论体系,出版系列丛书,在人民网、新华网客户端、中国新闻网、中国日报网等国家级媒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中,《创新驱动创业的基础理论》一书被35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应用于案例开发、课程建设和教学参考等。我们还出版理论著作的英文版,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中国学者声音,将创新驱动创业理论在全球传播,得到国际知名学者的高度认可。想起当初在图书馆抄录国外文献的日子,想起我们拒绝照搬西方理论、扎根中国实践做研究的坚持,我心里满是自豪——中国学者也能拿出让国际知名专家认可的理论,也能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中国声音,这份荣耀,属于所有为之奋斗的人。我们没有仅停留在理论建构上,而是注重理论的应用,贡献服务国家战略的智库方案。同时,我们根据企业所需,将所提出的理论进行转化,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获授权,结合人工智能应用理论开发创新驱动创业的操作工具,在三一、一汽等多家企业应用收到良好效果。

3  2024年1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系列丛书启动会合影(左起:李新春、张玉利、魏江、蔡莉、马跃、路江涌、李大元)

重大项目的五年,是团队协同攻坚、并肩共进的五年,不仅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还积极探索管理学科有组织科研的新范式,我们提出了“四共”,即“问题共破、资源共建、理论共研、成果共创”的团队运行机制,这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凝聚力,让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关。我们还拓展团队边界,构建“产学研”融合并互动迭代的生态平台,将理论成果应用到我国创新创业实践中,并进一步完善理论的新机制。这是所有参与者共同扎根实践、深入研究的结果,这份集体荣誉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前辈们倡导的“服务需求、协作共赢”,正是科研道路上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 从来没有孤军奋战的成功,只有同心协力地前行。

我生在母校的沃土,长在母校的学堂,如今又站在母校的讲台上,深感母校对青年人成长的关爱与激励。在我1990年博士毕业不久,就享受到学校一系列以跨世纪人才工程为核心的青年教师培养政策,给予我赴国外名校交流学习的机会,让我开阔眼界,还支持我牵头组建青年科研团队,使我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这份信任与扶持,让我得以在科研道路上毫无后顾之忧地前行。我个人的成长与我所处的不断催生创新与创业奇迹的伟大时代息息相关,与前辈们的精神抚育和悉心培养密不可分,也与学校给予青年人成长的沃土脉脉相通。科研之路从无捷径,唯有坚守初心、脚踏实地;人生之路,唯有常怀感恩、不负韶华。

三十余年,从母校的受教者到育人者,我既是前辈精神的受益者,更是这场跨时代传承的接力者。如今,作为教师的我,需要传承前辈的精神,以言传身教薪火相传,助力教育与科研事业基业长青,薪火绵延,代代赓续。

蔡莉,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2000年成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4年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4年获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获2022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曾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现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创业与创新管理研究工作,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科学学报》《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10部,译著1部。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0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10余项。

原文作者:蔡莉  稿件来源:吉林大学公众号